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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知应让位于专业主义

发布时间:2019-07-13 03:36:45 编辑:笔名

公知应让位于专业主义

有朋友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文章——《应当区分专家和公知》,主要观点是: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大多只是“意见分子”、“鼓动分子”,并无提供新知识的功能,反倒造成民粹主义泛滥,在当前的形势下,应当逐渐被边缘化,以让位于专业主义的发展。我很同意。在此也谈两点。

一、为什么西方公知的诞生比中国的士大夫晚了两千年?

在我看来,波波利金所定义的那种“受过相当教育、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”西方公共知识分子,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一样,也是政治权力变迁的产物。从理论上讲,当政治权力发生现代化,开始从宗教权力、传统权力、暴力权力向知识权力过渡时,这种公知作为新型权力的代理者就应运而生了。

之所以西方公知的诞生远远晚于中国士大夫的出现,借用福山的观点,盖因西方的政治现代化远远迟于中国。

在中世纪的欧洲,社会上只有三个角色:教士、骑士和农民,前两者是统治者,后者是被统治者。在基督教传统中,这个秩序被认为是上帝的安排,永恒不变。其时,文化、知识、艺术等尚未从信仰体系当中分离出来,都在教士的掌握之中。

所谓“黑暗的中世纪”,就是指那个时代的“反智主义”传统。教士靠迷信统治,骑士靠暴力统治,知识毫无用处。虽然也有文人,但没有社会地位。贵族们普遍厌恶学问,只崇尚武力技能和军事成就,将文人视为卑鄙的小人。一位16世纪的英国贵族宣称,“我宁愿我儿子被绞死也不要学习字母……这种事应该留给乡巴佬的儿子们。”

但革命性的变迁终究还是来了,从15世纪开始,欧洲先后在地理上与新大陆相遇,在信仰上与新教相遇,在知识上与希腊罗马知识和新科学相遇。

这些相遇带来了巨大的冲击,贵族们传统的统治方式受到了严重挑战。政府要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复杂,法律内容越来越复杂,连军事技术也越来越复杂。就这样,培根所说的“知识就是权力”的时代到来了,经过了大学学习的官员作为一个全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,并很快就取得了与传统的军事精英平等的社会地位。

这就意味着,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之后,欧洲历史上第一次,那些没有贵族血统、没有军事功勋、完全凭借知识和才能出人头地的“小人物”,得以进入统治者阶层。

这是一种新生人物,是不亲自出征但却可以指挥军事行动的新贵族。他们注重个人品行和自我教育,而不是出身;定位于知识权力,而不是暴力权力;志在服务政府和国家,而不是家族和个人。 不难看出,新贵族的行为标准,其实完全就是孔子当年为“士”所做的规定,如“行己有耻,使于四方不辱君命,可谓士矣”、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等。但却整整晚了两千年。

法国法兰西学院1634年开始对所有人开放,只问才华,不问出身。作为国家批量生产知识分子的一个制度化安排,此举比中国的科举制整整晚了一千年。福山在新着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中指出,中国是现代官僚机构的发明者,也是最早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国家。所以,作为知识权力之产物的中国士大夫,也大大早于西方公知的诞生,是公知的先行者。

二、公知的批判性和反叛性从何而来?

如前所述,西方的公知,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同步诞生,同时伴随着一个从服务贵族到服务国家的升华。

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这个升华就到头了,因为国家已经至高无上了。尽管知识体系自身仍然在膨胀,但主要是“横向”的专业化细分,再没有更多“纵向”的、超越国家观念的新知识了。因此,大多数知识分子就沿着知识体系的“横向”发展转入了专业主义道路。这一点,在二战后美国的“社会科学”、“文化理论”等领域,表现得尤其明显。

但中国士大夫的情况却大不一样。若从周朝算起,中国的士大夫甚至在国家成型之前就已出现了。他们的“心忧天下”情怀广阔无边,在“天下”这个宇宙秩序之下,国家和君王也都只是组成部分,都需要服从天道。他们的“士志于道”志向坚定不移,在“三代”这个乌托邦标准之下,所有的后代都礼崩乐坏,都需要克己复礼。

荀子说“从道不从君”,孟子说“乐其道而忘人之势”,连孔子都说过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,更不用提老庄和佛祖了。

这个特殊的乌托邦精神取向,恐怕可以解释中国知识分子与专业主义道路的无缘。由于始终有一个“道”在更高的位置上召唤着,中国的公知就抱定了“士志于道”的信念,那儿也不去了。任何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方向,都只能是离“道”越来越远,近乎离经叛道,我堂堂士大夫怎么能钻到那些个破地方去呢?

美国汉学家列文森在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》一书中对此有极好的论述,他说:“他们(指明清士大夫)是全整意义的‘业余爱好者’和人文文化的娴雅的继承者。他们对进步没有兴趣,对科学没有嗜好,对商业没有同情,也缺乏对功利主义的偏爱。他们之所以能参政,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学问,但他们对学问本身则有一种‘非职业’的偏见,因为他们的职责是统治。”

其实归根结底,这种“非职业”倾向也是一种“职业”,就是关于“道”的专业。但由于“道”太高深莫测、虚无缥缈,完全无法通过实在的科学方法来把握,只能通过文化描述或审美体验来若即若离地接触。这也就是中国士大夫在文学、绘画、书法等领域都只求空灵、写意等“虚相”,不图逻辑、比例、透视等“实相”的终极原因。

由此可见,当知识权力建立在了乌托邦理想之上,而不是科学技术之上,专业主义道路就很难发展了。尤其是,代理了“乌托邦知识”的公知,也一定是对现实抱批判态度,对世俗抱反叛态度的,因为乌托邦永远至善至美,当下的俗世永远丑恶龌龊。
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法国和俄国涌现过更多的公知,而英美则在“最后的知识分子”消亡之后彻底转入了专业主义道路。原因无他,法国和俄国的文化,更接近中国文化,都有很强的乌托邦理想;而英美由于有一个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哲学传统,最终成功割断了原有的乌托邦情结。

至于中国当代的公知,无非是传统的士大夫、近百年的革命者、当下的自由派的一个怪异混合。表面上看起来,革命否定了天道,自由否定了革命,三者之间是相互否定的关系;其实不然,归根结底,天道是乌托邦,世界大同是乌托邦,自由主义也是乌托邦,三者之间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关系。

乌托邦代表了一种超验的、至上的、终极的知识,从中幻化出来的那个批判一切的知识权力,才是公知们的不灭真身。

(作者为《新西兰联合报》社长兼总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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